信贷规模的监控指标有哪些?
信贷规模的监控指标如下： 1.资本充足率指标:资本总额月末平均余额∕加权风险资产月末平均余额≥8%
2.存贷款比例指标: 各项贷款期末余额∕各项存款期末余额≤75%
3.借资金比例指标:拆入资金期末余额∕各项存款期末余额≤4%/拆出资金期末余额∕各项存款期末余额≤8%
4.中长期贷款比例指标:余期一年以上(含一年期)的中长期贷款期末余额∕余期一年以上(含一年期)的存款期末余额≤120%5.单个贷款比例指标:对同一借款客户的贷款总额与银行资本总额之比不得超过10%，即：对同一借款客户贷款余额∕各项资本总额≤10%，对最大十家客户发放的贷款总额不得超过银行资本总额的50%，即：对最大十家客户发放的贷款总额∕各项资本总额≤50%
信贷规模控制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目前主要有什么问题?
新增贷款调控目标与实际效果不符
1.新增贷款调控目标数与实际数之间的差异较大 通过对1998年至2005年(不包括2000年)央行制定的年度新增贷款的预期目标与实际发生额的比较，发现二者的差异较大，误差值的平均值为3500亿元。
2.影响贷款增量的主要因素：存款增量
一般认为，先有存款后有贷款。当然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观点，但是从增量上看，贷款增量取决于存款增量。这至少在银行监管上能够找到依据，即商业银行的存贷比不能超过75%。模型研究将此作为前提条件。
首先将2003年以来各月的新增贷款与新增存款的散点图画出，可以判断新增贷款与新增存款之间存在线性关系，根据计算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。 运用2003年1月至2006年6月共42个月的新增贷款与新增存款数据进行回归分析，可以看到，每月新增存款中大约有55.4%用于了贷款，这一结果与实际情况是基本一致的：一则我们银监部门规定商业银行的存贷比不能超过75%，二则近年来中国商业银行的存差持续扩大，银行大量的存款只能投资于国债、央行票据等低收益债券或持有超额准备。
回归分析还说明存款增加是贷款增加的主要原因。2006年1—6月，中国金融机构的本外币新增贷款达到22264.74亿元，比上年同期新增贷款增长53.3%，这是由于同期金融机构吸收的新增存款为31121.84亿元，比上年同期多增4344.86亿元。新增贷款的增长快于新增存款。
3.理论上，信贷增加额这一指标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
从理论上看，央行将信贷规模作为调控目标具有很大的控制难度。央行作为货币发行机构，并且考虑到其可以采用的调控手段(法定准备金率、再贴现、公开市场操作等)，它能够影响各层次的货币供应量，而信贷从货币供求的角度来看属于货币需求，而不是货币供应。
货币供给与信贷投放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
货币供给与信贷投放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，从增量上来看，它们之间存在如下关系：△M2=△DK+△QT，其中：△DK表示新增人民币贷款;△QT表示其他货币需求，例如政府债券、企业债、金融债等投资工具。
可见，新增贷款受到△M2和△QT同时影响。在△M2确定时，如果△QT的量很小，那么△DK就会变大，它们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。从△QT包括的主要项目来看，例如国债发行时机和发行量，央行是无力控制和决定的，因此央行欲控制新增贷款的规模是非常困难的。
如果央行将货币供应量与信贷规模同时列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，这就有可能导致以下几种情况出现：
A 目标和工作重心错乱。一会儿关注货币供应量，一会儿关注信贷规模，都想用力、都想控制，结果必然导致顾此失彼，以致任何一个目标都不能很好实现;
B 权力越位，直接干涉商业银行的经营，要求后者增加或减少信贷投放。正如以上所论述的，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首先取决于吸收来的存款，如果存款增加了，它就会设法贷放出去，以获取存贷利差和投资收益。商业银行吸收进来的存款，一般会被划分成为三块：首先会拿出一块做准备金，以备存款客户随时提取，其比重取决于法定准备金率和银行一般备付需求;扣除准备金后的存款(即“可支配资金”)将会用于贷款和投资，商业银行可能将可支配资金全部用于发放贷款，也可能全部用于投资(国债、金融债、央行票据等)，也可能将资金在贷款与投资中配置。
回到理论的货币供求上来分析，在货币供给上央行是可以直接调控的，但货币需求上特别是对货币资金的配置上，却是商业银行的功能和职责。商业银行会根据自身的偏好、目标等来决定可支配资金在贷款与投资之间的配置。总之，在中国四家国有商业银行逐步完成股份制改造、日益成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商业实体的情况下，中央银行如果再继续将新增贷款规模作为调控目标，不仅会干预商业银行的独立经营，而且对于自身来说，无异于给自己套上了无形的枷锁，实现的难度会越来越大。
4.实际运行中，信贷投放规模越来越受到其他融资手段的制约
从实际融资结构来看，信贷融资只是各种经济主体多种融资手段之一，信贷融资与其他融资手段之间是互补关系，如果其他融资手段提供的融资多了，那么，信贷融资的规模就会相应减少。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建立资本市场以来，中国社会投资的融资形式日趋多样化，股票、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已经成了企业可资利用的重要融资方式，并且不仅限于在国内发行股票，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企业的境外上市融资额超过了境内。由于资本市场的波动与周期性，股票和债券的融资额往往是不稳定的。在资本市场活跃时，企业直接融资额就会多，反之，当资本市场低迷时，直接融资难度提高，获得的资金就会少;与此相呼应，信贷融资也会相应发生变化。由图1可以看出，银行信贷在中国整个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中的比重是非常不稳定的，有的年份高，有的年份低。在这种企业融资方式日益多样化的情况下，银行信贷投放是不会稳定的，也是难以准确预测和难以控制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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